王 辉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路走过来，我们这些五零后、六零后形成了一个习惯，往往愿意依据报刊上的评介文章，来选择看戏剧剧目或国内外故事影片。当然，在当时的氛围中，应该说，能够被报刊评论或批评，哪怕是批评某些引起争议的剧目和影片，基本上都是看了不会后悔的作品。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批评开始逐渐变味，记得有一次，看到铺天盖地的评论和立体广告，便和朋友们买票走进影院，看了一部诸多明星参演的国产电影——这一看不要紧，简直成为了不相信某些报刊评论的转折点：这一部被炒上天的电影，看得我们莫名其妙，没头没尾且不说，看到最后竟然是不知所云的结果。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接触到了一个新词：宣介。意思是文艺评论或称文艺批评本身就有宣传介绍或曰推广发行的涵义。

　　再到后来，花样不断翻新，手段层出不穷，“人情评论”“红包评论”“交换评论”等等，不一而足——最没底线的是，由于许多评论家本身占据着关键平台，担当着重要角色，也由于好创作难而劣评论易，所以部分评论人员(当然不是全部)在掌握评判作品的标准时、在评判哪些作品可以获奖时、在可能使一些作品生存或毁灭时，因了金钱的原因、因了人情的原因、因了关系的原因，有时候竟然是因了吃了一顿饭的原因，便以丑为美，指鹿为马，以脓肿做鲜花，以无知做有知，劣币驱良币，真假分不清。

　　也有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父红子贵，在小圈圈里享受财政供养的阳光雨露，互相吹捧成名，更想世袭罔替，进而职称荣誉都收，全然没有底线。因为对文艺作品的评判，不像体育比赛那样，超一毫分有机器分辨，胜败公开无法遮遮掩掩，也因为一百个人有一百人心中的哈姆雷特，所以在这一职业的中间地带，就容易滋生各种怪象。一些所谓的名家大腕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大包大揽，通吃通赢，在为省级或省级层面之下的单位创作作品时，狮子大张口，团队大拼盘，不顾生活积累，尽情圈钱围猎，做大舞台装置，尽显豪华奢靡之风。有些所谓大导演甚至一如建筑施工之包工头，靠名气签约接单后，转包给小助理们干活，自己则飞来飞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如若对他们制作的作品提出不同意见，你便是“不懂”，你便是“土老冒”。而在基层一般人的心理中，心理依附，唯名是大，所以“屡败屡请”“屡请屡败”，乐此不疲，劳民伤财。中国之大，足够名人的团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骗一次换一个单位”，如此种种，逐年逐日，败坏风气，毁坏生态，基层创作人才，敢怒而不敢言，本来应该是最大的基本盘底，生存的环境却越来越显狭仄。

　　其实，不是没有尖锐的评论——我在参加各种戏剧剧目座谈会时，就能听到许多发自内心而且水平极高的尖锐评论，但这些尖锐的评论，在第二天诉诸公开版面时，就被掐头去尾，掠去锋芒，只留下说好的部分——这样做的理由是，做一部大型作品不容易，还是应该以鼓励为主!不是没有深刻的批评，私底下我见过为数不少的深刻的批评文章，但这些文章，或被束之高阁，或发表之后得不到应有的反响，甚或被更多陈词滥调包围，形成独特的曲高和寡现象，甚至受到被批评者的言语攻击或其它，反而让批评者更觉心凉，使大家感觉批评会得罪人，使更多的人不敢涉足于真正的批评领域。有一些所谓“名家大腕”或“得奖作品”，本身经不起市场和时间的检验，甚至作品获奖之日，就是寿终正寝之时，不信，可以统计一下某些荣获大奖的作品，现在还能够存活的究竟有多少?刊载一篇真正的评论所带来的影响，胜过千言万语的鼓动。敢不敢发表有份量的真正的批评文章，才是正常的评论风气能否建立的前提。作为与创作相生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的文艺评论，它能否开跑与起飞，全在于这开跑与起飞的平台是否能够搭建起来呢!

　　(作者系山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