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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文化历史地位及其核心价值

【2019-05-08 12:38:26】【来源:巴中日报】【字体: 】【颜色: 绿

  彭邦本

  【提要】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宏大格局中,巴文化是幅员广袤、特色突出、最为古老的区域和族群文化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巴文化形成了个性鲜明、深邃坚定的核心价值理念:忠勇信义,浪漫包容,认同华夏,崇尚统一。

  【关键词】巴文化历史地位核心价值忠勇信义开放包容认同中华

  巴文化产生于历史上的巴人、巴国和巴地,是一种时空范围非常广袤、根深叶茂、特色鲜明的族群和地域文化,从古至今,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内涵深邃丰厚,影响广辽深远。这里谨就其历史地位和核心价值略予讨论。

  一、巴文化的历史地位和鲜明特点

  首先,巴文化是中国极为重要、幅员广袤的区域文化之一。

  为方便讨论,这里先概述一下巴的地域范围。最早对“巴”的地域作出明确记载的是《华阳国志》的《巴志》:“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1鱼复或作鱼腹,即传统川东的奉节县,是著名的夔门亦即瞿塘峡所在地,现属于重庆市,这是东周时候巴国东边的疆界和东大门。西至僰道,秦汉制度规定,“县有蛮夷曰道”,因此僰道就是其时少数民族僰人聚居的县级行政区划,其地即今天川南的宜宾一带,这是巴国西界。北接汉中,当时汉中的首府在今天陕南的南郑,与今四川省南江县和通江县依米仓山、大巴山相邻,这是巴国的北界。南及黔涪,黔指黔江,涪指涪水,实际上就是乌江中下游,这一带自古在巴的范围内,所以古称巴涪水,在今天重庆市的涪陵汇入长江,因而南及黔涪,就是巴国的南疆已经达到涪陵和贵州部分地方。由上可知,巴国的疆域相当辽阔,北边到了陕南,东边到了奉节巫山一带,西边抵达宜宾,南边就到了今天渝、鄂、湘、黔交界的地方。

  需要指出的是,巴国的地域又是个动态变化的范围概念,特别是结合考古学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看,其地盘曾经还要宽些,至少东边就到了湖北省的西部,北边到了汉水中游地区甚至河南南部,西边则其辐射力最强盛的时候,又到了今天的涪江流域,南边到了今天贵州遵义一带。而它的文化因素所及,亦即巴文化辐射的范围还要宽得多,以至于巴蛇吞象的传说流传于湖南洞庭湖一带,说明巴人的一支可能后来迁徙到了那里。至于考古学文化因素,则远在今天成都平原上都能够看到。当然“巴文化”的地域和“巴国”的疆域概念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我们讨论“巴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核心价值观,无疑都要以这两个地域概念为基础。当然,无论在《华阳国志》记载或现代学术研究揭示的范围内,尤其是到了春秋晚期战国以后,嘉陵江流域,准确地说是嘉陵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整个渠江流域,从巴中经达州到峡江地区,可谓巴的腹心地区,因而这一带的巴文化也最为典型,延续时间最长,最能体现巴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核心价值理念。这样一个情况,和大巴山地区作为巴人的起源地和聚居地也是完全吻合的。

  第二,巴文化是中国最古老的区域和族群文化之一。

  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巴蜀“同囿”,俱处“华阳之壤,梁岷之域”2,其“为国”甚为古老,“肇于人皇”3。又称“巴国远世则黄帝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4。换句话说,巴人不仅是中华人文初祖黄帝之后,而且其历史渊源可能比炎黄还要早。“人皇”是著名的“三皇”之一,见于我国极为古老的“三皇五帝”历史传说。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距今差不多有四、五千年,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传说当中的三皇时期。“三皇”有多种说法,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是指“天皇”、“地皇”、“人皇”。可见按照《华阳国志》的记载,巴蜀地区的文化史至少也有五、六千年。过去因为缺少考古资料的佐证,好多学者对此说都存而不论。现在看来,常璩的说法并非向壁虚造,而是有所依据的,因为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的考古发现已经充分证明,巴蜀地区的历史,的确非常古老,其新石器时代的资料已经可以早到距今六七千年以上了。而巴地最为古远的古人类化石材料--巫山人的时代距今200万年以上,是东亚大陆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传世文献记载反映,巴地文明的起源和建国很早,如《山海经·海内经》即称“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5。又说“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6。《今本竹书纪年》也载:“(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讼”7。反映巴国早已经建立,并且与中国最古老的王朝--夏朝已经有联系互动。而据《海内经》的记载,巴的起源更早到了传说中的史前太皞之时。巴在出土文献中最早的记载,则见于商代甲骨文:

  癸丑卜亘贞王比奚伐巴8

  贞我登人征巴方9

  甲午卜……王比伐巴方受有祐10

  巴、巴方,即巴国,卜辞记殷商王朝多次举兵讨伐巴国。到周朝,则不仅文献反映巴人参与了历史上著名的武王伐纣,而且因充当先锋,“歌舞以凌殷人”,迫使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11。巴人因在灭商战役中战功赫赫而名垂古今,由此成为周王朝在南土的重要姬姓封国。

  巴人活动、居住的范围,巴文化的范围曾经很宽。在这么宽的地域范围内,先秦时有很多族群和小国。史学大师蒙文通先生在其《巴蜀古史论述》一书中专列《巴蜀境内的小诸侯》一节作了精辟考述。他指出,古代巴蜀区域内“有百多个小诸侯”,“巴蜀不过是两个霸君”和“两个联盟的盟主”12。历史上的巴王是由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邦国联合而成联盟的首领,称为共主。正是因为如此,在巴王之下的联盟内部,有枳(今天涪陵一带)之巴,有廪君之巴,有板楯之巴,还有姬姓之巴,还有其他的巴。姬姓之巴即巴王或曰共主,是周王分封的宗亲,它借助周王的力量因而最强。賨人之巴“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13,就是以达州、巴中等市所在的渠江流域一带为中心,应该是诸巴之中地域最广、人口最多,跨了大巴山及其南北麓。姬姓的巴最早就活动在大巴山北麓的汉水流域,这个巴在《左传》里面记载得非常清楚,当时主要就是在汉水中上游地区活动,并且整合整个大巴山及其周边地区各族群邦国成为其领导下的大型政治联盟。汉水中上游地区就紧靠着大巴山地,在大巴山以北、以东那边,而大巴山以南、以西就是渠江、嘉陵江流域这边,两边通过发源于大巴山的河流谷地通道相互交通。秦举巴蜀以后,巴又自始至终成为巩固古代大一统中华文明的“王业之基”。

  第三,巴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

  所谓巴文化,就是历史上巴国、特别是巴人或巴地创造的文化。巴文化是极其具有个性和特点的区域性文化。首先从社会精神和价值理念层面看,它富有特质的精神大体上反映在哪几个方面呢?学者或把它概括为“忠勇信义”或“忠勇节义”等方面,总结得相当好。当然或许还可以再略作补充,大致可用“忠勇信义、豪放包容”和“认同华夏、崇尚统一”来概括,已经涉及到巴文化的价值理念核心层。就巴文化的物质技术层面而言,富有特色的板楯、丹砂、巴盐、巴乡清酒,均声闻遐迩,史籍有载。而考古发现的城坝、罗家坝等遗址,和巴式青铜武器、虎纽錞于、以及青铜器物和印章上的巴人图语等等,则反映了巴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文献记载的巴蛇吞象、廪君掷剑、盐水女神、巴楚联姻、秦巴会盟、巴人射虎等历史文化传说,无不脍炙人口,充满神奇异彩。至于威武雄壮的巴渝舞,不仅具象而真实地反映了三千多年前武王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其音乐舞蹈更是历代驰名华夏的经典,至今令人神往。

  二、巴文化的核心价值

  巴文化不仅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鲜明的风格特色,而且内涵深刻丰富的价值理念。下面谨对其中最突出的核心价值理念和精神略作初步的论述分析。

  第一,忠勇信义

  千载之下披览史籍,巴人忠勇信义的形象扑面而来,呼之欲出。说巴人或巴文化具有“忠勇信义”的优秀精神和宝贵品格,这是有充分依据的。

  巴文化的忠,首先表现在忠于自己的父母之邦,《华阳国志》记载:

  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14

  这个故事已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不必全当为史实,但它集中强烈地反映了巴人视忠于国家、忠于职守远甚于自己生命的精神。

  第二,巴文化的忠,亦表现为坚定地忠诚于自己的誓言。相传“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根据《尚书》,在灭商大战之前,武王要求巴蜀等参战盟军“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全军立誓要“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15,坚决战胜敌人。宣誓之后,史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16正是担当先锋的巴人勇士们信守誓言,勇猛杀敌,“歌舞以凌殷人”,迫使殷人士卒前徒倒戈,联军一举灭亡了殷商王朝。

  巴人的勇,已经在上举史实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无须复加赘述。这里接着说巴人的信,亦即其讲信用,同样亦在信守伐纣盟誓的上述著名史例得以充分展示。这里再举史料加以进一步说明:

  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黔、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煞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煞群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约,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煞人雇死。倓钱盟曰:“秦犯夷,输黄珑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锺。”夷人安之。汉兴,亦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头虎子者也。17

  这是史上秦廷与巴人制定盟约的明确记录,虽然朝廷履约过程中表现出了某种曲折性,但最终仍然“如约”。尤其是双方的“刻石盟要”体现出了一定的对等原则,投射出古老的契约精神,堪称优秀的文化传统。史书又载:

  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乡侯。目固辞。乃封渡沔侯。故世谓:“三秦亡秦,范三侯”也。目复(请)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18

  范目和汉高祖“要与共定秦”,同样体现了上述古老的契约精神,而双方信守承诺,照例也反映了巴人信守承诺的优良传统。

  至于巴文化中的“义”,更是史不绝书,不仅已经充分体现在上述历史记载中,而且颇获先贤尤其史家的赞誉。如巴人充当武王伐纣和汉高祖还定三秦的英勇前锋,并非仅仅是由于其“天性劲勇”,“锐气喜舞”,更是因为周武王和汉高祖的“统一”战争,赋有一种征讨暴戾、“替天行道”的“道义”性质,因而巴人充当急先锋,也就体现了其尚义崇德的古老理念和精神,自古号称“义民”。如《华阳国志》的《巴志》就盛称“其民质直好义,士风敦厚,有先民之流”。书中又褒扬其地“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19尤其称赞“板楯七姓,以射虎为业,立功先汉,本为义民!……其人勇敢能战……号为神兵!”20其英勇气概和凛然正义,可谓义薄云天。

  古代巴人一直保持着忠勇豪放、信守正义的光荣传统。史书又记载,汉初板楯蛮“从高祖定秦有功,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21打战与跳舞,现在看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两者的结合实际上正是古代军礼文化的传统,毫不足怪。打仗要唱歌跳舞,以提振士气、威压敌方,古代就是这样的。古人打仗是很讲礼的,双方一定要站好阵,鸣鼓也就是奏乐才能进军,决不能队都没有排好就进攻。坚守这样一个古代的军礼,这是历史上很多民族的普遍传统,在有的民族中一直流传到近代。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苏格兰人都要整齐列队吹着风笛,穿着花格裙子,敲着鼓去冲锋陷阵。所以巴渝舞实际上就是源于賨人古老的军乐军礼传统,其雄壮优美的音乐舞蹈,形象地展示了巴人忠勇信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乐观奔放的豪迈气质。由于仗打得非常漂亮,汉高祖很兴奋,就下令宫中的乐人,也就是当时从事音乐歌舞方面的专业工作者,学习和演出巴渝舞,成为国家的传统节目,传袭影响甚为久远。

  第二,开放包容

  巴文化核心价值的另一重要范畴是开放包容。巴地和整个四川一样,历来就是一个移民进进出出的地方,其文化正像学者所喻,犹如一个大型水库,水来自四面八方,又流向四面八方,在开放中形成动态的融聚。历史上的四川,曾经有过至少六次大规模的移民,小的就难以计数了。早期的大规模移民,至少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考古发掘揭示,四川盆地东面的峡江地区很早就已经有了楚地迁徙来的许多移民;而从峡江地区的今重庆市忠县以西直至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西部,战国时期的出土资料中,也已呈现出比较浓厚的楚文化因素,并且多表现为丧葬风俗和日用陶器等,应为移民或曰人口流动的反映。《华阳国志》明确记载,战国时期巴国先后有江州(今重庆市区)、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区)、平都(今重庆市丰都县)和最后的阆中(今四川省阆中市)等都城。22反映了楚的进逼,使巴人进一步朝西北方向后退,逐步放弃了江州、垫江、平都诸都邑,最后退守的都城就是阆中。这提示我们,到战国中晚期,楚人甚至一度据有过江州等地,而位于阆中以东的今达州地区,也应已经落入楚人之手,属《战国策·秦策》所谓“楚苞九夷,又方千里”之地,“九夷”包括群蛮、百濮、賨、卢等族群,而其中历代賨人亦即巴人所居中心之地,正位于众所周知的渠江流域达州市一带。楚人攻占这些地方后,遂依例移民其地,而且文献反映其移民数量、规模达到相当水平。如《华阳国志·巴志》即记东汉桓帝永兴二年(公元前154年),巴郡太守但望上疏曰:

  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垫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二郡,一治临江,一治安汉。23

  这是历史上最早提出的分巴动议。但望称巴郡“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意在以族系民风之差异为理由,分巴为三郡,故明显夸大其词。但巴郡地域颇为广辽,其地居民族系来源各异,亦是史实。倘以但望所言江州(亦即今重庆)至垫江(亦即今合川)一线为界,今达州一带,正在此线以东,且地理上确为滨水山险之地,而“其人半楚”云云,足可见占据江州之后楚国移民之众。从北面的万源至达州,以及达州东北的宣汉等地,无论中古以来历代相承流传的春申君故里传说24,还是罗家坝等地遗址中的楚文化因素,都与之吻合,应是楚势力曾经到达此地后,楚系移民留下的历史遗存。25

  古代最后的一次大移民就是湖广填四川,这之前,由于明末农民战争,明王朝与清军的战争,后来又是吴三桂大规模起兵反清叛乱及清廷的平叛,前后战乱好几十年,四川人口损失巨大。清政府一方面招抚土著人口,一方面大规模移民入川,形成移民与土著杂居的局面。达州、巴中等渠江流域的情况也类此,既有作为人口多数的外来移民,也有一定数量的土著。外来移民和土著和睦相处,正是巴蜀地区文化的古老传统,这里历来不排外,富有兼容并包的精神。巴本来就是多族群的联合体,内有姬姓之巴、枳之巴、廪君之巴和渠江流域的板楯蛮之巴等,倘无兼容并包精神,族群联盟绝难从夏商以来长期持续。包容必然开放,是同一过程的两大面相,实为同一回事。巴文化的兼容并包精神,与巴蜀历来就是移民区的史实和传统相关,也与在此种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开放理念分不开,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文化品格。因为如果一个区域是开放的,其人民来自四面八方,又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这个区域一定是充满活力的。从系统论角度说,这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封闭的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巴蜀文化为什么能够源远流长,充满活力,并形成开放包容的优良传统,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第三,认同中华

  巴文化不仅忠勇信义、兼容并包、浪漫开放,而且一旦成为华夏--中华多元一体大一统文明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后,就长期认同华夏,坚定地追求、崇尚中华大一统,摈弃分裂,并以此为其极为突出的核心价值理念。

  至迟从追随旨在建立华夏一统秩序的周武王开始,巴人就长期认同华夏--中华文明,巴地则一直是追求历史上我国多元一体统一国家的坚定一“元”。正如蒙默先生等学者所总结的那样,尔后在历史上,巴蜀往往成为古代王朝追求统一的“王业之基”。如秦举巴蜀,“秦益强,富厚轻诸侯”26,终并六国;刘邦任萧何,“留收巴蜀,东定三秦”,消灭项羽,威加海内;晋用王濬,楼船东下,扫平孙吴,复归一统;“隋人席巴蜀之资,为平陈之本”;宋亦先取四川,然后才略定江南;而自秦汉开发经营西南夷以来,巴蜀又是历代中央政权经营西南边疆,维护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据点和依托。27

  这一切充分表明,巴和蜀一样,这里的人民自古以来就是维护和追求中华大一统的重要力量。崇尚民族团结和睦,国家统一安定,一直是此一方人民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基因。巴文化的核心价值,亦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富有特色的支撑,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巴文化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如此深刻的核心价值理念,非常值得我们自豪。而以上述核心价值理念为深层结构的巴文化,无疑是优秀而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是我们今天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须要强调指出的是,近年来,国家已经启动“一带一路”宏大战略,巴地正好位于南、北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文化带之间的枢纽位置上,是链接“一带一路”的枢纽之地。这无疑使古老的巴地迎来了一次空前的发展机遇。而用好本土文化资源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全方位进步,创造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光荣使命。

  (彭邦本,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四川省孔子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大禹文化研究专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注释:

  1、(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第25页。

  2、(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第20页。

  3、同上。又见其书《蜀志》,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第175页。

  4、(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第101页。

  5、《山海经·海内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53页。

  6、《山海经·海内南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7页。

  7、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载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03页。

  8、《甲骨文合集》六四七七正。

  9、《甲骨文合集》六四六七。

  10、《甲骨文合集》六四七一正。

  11、(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第21页。

  12、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7-35页。

  13、(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第35页。

  14、(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第32页。

  15、《尚书·牧誓》,(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释》,中华书局,1986年,第286,288页。

  16、(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第21页。

  17、(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第34-35页。

  18、(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第37页。

  19、(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第28,39页。

  20、(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第52页。

  21、(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第37页。

  22、(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页58,巴蜀书社,1984年。

  23、(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页48-49,巴蜀书社,1984年。

  24、北宋《新定九域志》。该书“达州”条下云:“万顷池,《图经》云:楚公子黄歇所居之遗也。”(宋朝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下)》附录《新定九域志·古迹》卷八,中华书局,2005年,第681页。)其后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引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称:“(县)东北八十里,万顷池,是春申君故居。旁有平田万顷,邻邑诸水皆源于此。”《元一统志》亦载“(万顷)池在达州,相传楚春申君故居也。其旁平田可百倾,多花果园林之胜。”《大明一统志·四川·夔州府·山川》同之。当地清以来地方志均承袭其说,或云在达县,或云在万源县,具体位置已难以确定,要之皆属于古代达州,亦在今达州市地域内。以上诸说,显然均沿自前引《新定九域志》,该书系因《元丰九域志》所载过于简略,于北宋大观年间辑录各地山川、民俗、物产、古迹等记载而成,以补其阙。值得注意的是,其书明确指出万顷池为“楚公子黄歇所居之遗”,系出自旧时《图经》,说明这是流传已久的轶闻,应渊源有自,并非纯属虚妄,乃东周时期楚人西迁今达州等巴地史实之反映。

  25、详拙文《楚文化西渐与川东春申君故里传说初探》,中国先秦史学会、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武汉大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编《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江出版传媒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8月)。

  26、《战国策·秦策一》。

  27、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前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页。

【责任编辑:苦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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